Revolutionary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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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系列】《沉默的大多数》书摘

《沉默的大多数》


高中时的课本里收录了王小波的一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王小波的文字,从此对王小波的喜爱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买了王小波的全集,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套全集。每一卷书的封面是一片清爽的蓝色,书中文字被淡淡地刻在了封面之上,可以用指尖感受到这些文字所构成的纹路。这套书即便不能算装帧精美,至少也是清爽大方,颇有特色了。用现在的话说既有了有趣的灵魂,也有了好看的皮囊。

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先来聊一聊王小波的一篇杂文《沉默的大多数》,也是这套全集的第一卷杂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

这谈这篇杂文之前,我想把王小波在一篇自序中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

我以写小说为主业,但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什么味道。

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句话。前些日子读吴晓波的《腾讯传》,书里面谈到作者对媒体的看法:

媒体追求的核心能力唯有两个,一是速度,二是态度。若有前者可获得读者和商业价值,若有后者便可卓尔不群。

那联系到此处,王小波可以说是无时不刻不在表达自己的态度了,所以王小波是如此的卓尔不群,但其实王小波也并非要自己变得多么的与众不同,我想他只是想要理清楚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开始谈这篇杂文。

文章的开篇说: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用王小波自己的话说,这就是阴阳两界。他身处阴界,对待对立面阳界总是保持着怀疑。

他举了个例子,说的是如何去教育一个把自行车停在走道里的人。

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

也就是说,王小波认识到,在阳界中,话语背后的本质实际上是权力。更加让他无奈的是,“阳界”常常用话来来教育人们,然后王小波这样说道: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

这句话更加挑明了他态度,他拒绝被话语教育。文章中举了一个“话语教育”的例子,是小时候在高音喇叭中听的话:

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的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也就是说,相对于来自“阳界”的话语,王小波更加相信切身的体会,在这个例子中就是饥饿。在我看来,这就是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这是王小波教育自己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中,王小波对话语的态度更加显露。对此,他做了一个比喻:

在我晓得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是我一身一身地起鸡皮疙瘩。

王小波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从不止于简单地讽刺生活的荒诞,更能进一步去讨论自己如何面对生活的荒诞:

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不管怎么说,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

然后文章又讲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两个大学生相争,一方咬掉对方的一块耳朵含在嘴里,最后吐了出来的。王小波说他讲述这个故事是要说明自己在沉默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人性尚存。他说:

我把一个咬人的大学生称为人性的教师,肯定要把一些人气得发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个脾气暴躁、动辄使用牙齿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别人的肉体,这一课看起来更有力量。再说,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阶段里,人也不可能学到更好的东西了。

我们通常都说王小波很犀利,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是他能够将观察到的现象推而广之,就像在下面这段话中他说:

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

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怀疑阳界的话语圈,他更是怀疑一切的话语圈。所以此处不仅仅是因为话语圈背后的权力,而是需要讨论一种更加隐性的扭曲力。

然后王小波就开始了自己的最为独特的表演:

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我们听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连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的宽。

他将说话比作捐税,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比喻之一了。王小波还拿曹雪芹开起了关于捐税的玩笑:

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在这方面有个例子,是古典名著《红楼梦》。在那本书里,有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仔细推敲起来,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是他有这种毛病。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然后他故技重施,将曹雪芹的纳税强迫症推广到了所有中国读书人的范围内,可谓是大胆至极了: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由此可见,话语权呈现出两方面的扭曲,一方面话语成了掌权者的附庸,另一方面读书人习惯了用话语来捐税,就显得谄媚。

王小波说自己也慢慢的不再保持沉默,倒不是因为自己恢复了缴纳税金的责任感,而是出于另一方面的考虑,他说: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在这里他终于点了题,沉默的大多数是古往今来最大的弱势群体,他曾经也是这个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但他终于决定要发出一些声音,正如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说,他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当然他也强调了自己并非要去抢夺话语权,他在文章的收尾处这样说道:

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这全文的最后一句话已经十分明了了,所有的话语,所有的捐税,其本质是在于人们要么试图改变别人的灵魂,要么谄媚地奉承别人的灵魂,而这个过程中忘记了检查自己的灵魂。王小波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一切人之中,最希望提升的就是他自己。毕竟人终究是要为了自己活着,为了自己更清楚明白地活着。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是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是题目很特别,于是印象很深刻。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同样展现了王小波的敏锐:“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王小波已经帮我们做了概括:“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消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消息。”

这个故事里出现两个有问题的角色,一是不讲理的君王,二是谄媚的信使(故意不带坏消息)。不讲理的君王造成了信使的谄媚,讽刺那些只求做出受欢迎的研究的学者,或是只求效益的学者,王小波的对这样的人的形容是狡猾。当然也有那些义无反顾带来坏消息的学者,王小波举了马寅初,布鲁诺的例子。

最精彩的是文末的结论:“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大概一丝不苟做学问实在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环境里有太多的诱惑,还有可能暴力的花剌子模君王,难免人们要变得滑头起来,好在人们总还能回忆起真切的美好,用文艺复兴来将它们召唤回来。


积极的结论

这篇积极的结论谈的就是理性。

王小波谈及,“亩产三十万斤”和“保卫毛主席”,这两件事情都提醒他:“假如我们说话要守信义,办事情要有始有终,健全的理性实在是必不可少。”

“有关理性,哲学家有很多讨论,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它的关键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像我姥姥当年对待亩产三十万斤粮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再回来的。”

文章提到的另一件事情是,王小波在插队时患病,要求回程养病,领导不批准,还让他高兴一点。王小波对如是说:“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众所周知,人可以令驴和马交配,这是违背这两种动物的天性的,结果生出骡子来,但骡子没有生殖力,这说明违背天性的事不能长久。”

理性还是面对真理时的不屈,王小波仍然以布鲁诺做例子,并且得到结论:“我的积极结论是这样的:真理直率无比,坚硬无比,但凡有一点柔顺,也算不了真理。”

文末的总结仍然精彩:“把幽默感去掉以后,从过去的岁月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跳出手掌心

这篇文章谈的是智慧和思索。

首先,文章说:“人类的思索,才真正是人类前途之所系。”

思索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是世俗世界的利益和局限。所以文中说:“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天才的发现都不是金钱直接作用的结果。” 那些天才的发现常常都是灵光一现,而恰恰是这种灵光一现的思索,突破了世俗世界的局限:“思索是一道大门,通向现世上没有的东西,通到现在人类想不到的地方。”

思考的源泉就是智慧:“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我认为,把智慧的范围限定在某个小圈子里,换言之,限定在一时、一地、一些人、一种文化传统这样一种界限之内是不对的;因为假如智慧是为了产生、生产或发现现在没有的东西,那么前述的界限就不应当存在。不幸的是,中国最重大的文化遗产,正是这样一种界限,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一样,谁也跳不出来;而现代的主流文化却诞生在西方。”

最后谈及知识分子的指责:
“说到知识分子的职责,我认为还有一种传统可循:那就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古往今来的一切大智者无不是这样做的。这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这本文章再一次展现了什么是王小波式的思路清晰。本文谈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问题。一位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批评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王小波做出了有理有据的反驳。

王先生说现在的知识分子语言粗俗,亵渎神圣。王小波如是回应:“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语言的确应当斯文些,关心的事情也该和大众有些区别。不过这些事对于知识分子只是末节,他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甚至可以说,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 这样的观点,简直是一语中的。王小波还不忘附带调侃一下:“我认为满脑子神圣教条的人只宜做教士,不适于做知识分子,最起码不适于当一流的。”

王小波更加厉害的地方在于,指出语言上的“痞”背后的本质是贫乏:
“在文学方面,我同意王先生所说的,中国作家已经痞掉了,从语言到思想,不比大众高明。但说大家的人品有问题,我认为是不对的。没有杜拉斯,没有昆德拉,只有王朔的调侃小说。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王朔的小说挺好看,但要说那就是modern classic,则是我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没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头脑就要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再丰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国的作家朋友只要提高文学修养,还大有机会。就算遇到了挫折,还可以从头开始。”

另外,那位王先生批评知识分子下还赚钱。王小波如是回应:“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地喜欢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和自己过不去,就是和爹娘过不去。再说,咱们还有妻子。”谁会喜欢穷呢,知识分子的穷是因为在原则和金钱面前,总能坚持的自己的原则,这是文人的风骨。

王小波总结起来是这样:“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 也不忘调侃一下环境:“我们这个国家最敬重读书人,可是读书人总是不见太平。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想。”

即便是看一篇小文,也能让我对王小波的喜欢更多一分,喜爱他的直接,喜爱他的幽默,喜爱他的深刻。


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

这边文章的的缘起大概是王小波读到一篇讨论社会道德水平的文章,文章的结论是社会道德水平可以提高且必须提高。王小波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也就是号召积极行动,基于提高道德水平。

针对这个问题,王小波这样说:“要提高社会道德水准就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弄清哪一种价值取向比较可取;二、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坦白地说,我只关心第一个问题。” 很显然一味号召积极行动是一种思考上的懒惰。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来,“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因为战略上的准确是一件最难的事儿,王小波也说:“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都搞清楚。这是最高的智慧,绝不是最低的一种。这件事绝不轻松,是与非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对于这件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早有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是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总觉得这种解释还不如说我是个行货更直接。”

“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利。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倒无话可说。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

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只是这几个字就需要摘录下来。


王朔的作品

“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王朔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乌迪·艾伦也属这一类。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

“在我看来,所谓真善美就是一种甜腻腻的正面描写,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一流的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一点批判成分的。因此,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王朔和他的创作集体在影视圈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

哈哈,王小波的作品全部都是批判成分。


极端体验

“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不肯改。现在能太太平平,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我就很满意了。”

王小波的作品里充满了批判精神,但他又从来是理智,克制,接地气的。就如上面这句话,你会觉得他就是你我之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充满了亲切感。


我看国学

“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

“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王小波真是敢说,把孔孟程朱都吐槽了一遍哈哈哈哈。


国学与智慧

此文又是王小波对中国读书人的批判,主要有三点

第一,国人追求知识太过于实际: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

“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

“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第二,国人觉得自己知之甚多:
“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第三,国人在智慧上的自以为是: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东西方精神追求的区别是,西方人追求物语,东方人则精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的追求更加直接一些,满足自己的物语就开心了。而东方人的追求就比较复杂一些,关心别人眼中的自己。这样的关心造成了一个问题:过犹不及,最终演变成了无理取闹。

王小波的道理是这样阐述的:“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它弄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

东方人的问题在于,对于这些喝彩声的关注多于了尽孝这件事情本身,那这就叫过犹不及,让这件事情本质就变了。至于文革时的种种表现,便是无理取闹了。

对于这个问题,王小波给出了他的答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的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这里和那篇《沉默的大多数》遥相呼应,人们多关心自己,而不是关心别人或者别人眼中的自己,或许生活就会简单幸福起来吧。


肚子里的战争

“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高中的课本里,当时是我第一次读王小波的文章,那就叫做一件钟情吧,随后就买了王小波全集,这一定是我这一辈最不后悔的一套全集。

再回到这篇文章来,王小波在前面的文章里批评过孔老夫子的“知天命”的自负,这篇文章大概可以说是再批评了孔老夫子的“不逾矩”,因为这篇短文恰恰说的是一头“逾矩”的猪:“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其实最可怕的还是自己给自己设置限制吧。


皇帝做习题

王小波是一个绝对推崇科学的人,所以他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生活: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了一件事,又做成一件事,逐渐地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

所以自然对我们历史上的那些大儒的思考保持着另一种态度:
“但是还有些大学问家有着另外一种经历:他大概没有做对过什么习题,也没有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禽兽之类。这种豁然贯通之感把他自己都感动了,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用不着什么证明,必定是很聪明。以后要做的事情只是要养吾浩然正气——换言之,保持自己对自己的感动,这就是他总是有理的原因。”

这句话最精彩的点在于,王小波将大儒的豁然贯通之感称之为感动,而在科学的面前,感动是毫无作用的,这就是王小波觉得荒谬之处。

拒绝恭维

“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正经的作家一般只能写到第二句,只有王小波这样幽默的作家才能写到第三句,自嘲是最厉害的幽默。

关于崇高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这里的讨论很像讨论西方科学和中国哲学一样,不能只讲浪漫或者感动,还是要讲道理。

虚伪与毫不利己

“倘有一天,人人像我一样高尚,都以帮助别人为幸福,那么谁来接受别人的帮助?帮助别人比自己享受幸福,谁乐意放弃更大的幸福呢?大家毫不利己,都要利人,利归何人?这就是我发现的礼让悖论。”
王小波实在是一个聪明的人啊。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这篇文章可以做全文的摘录: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失败。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类向限度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而没有放下手中武器,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向限度挑战的人并没有失败。如此看来,老人没有失败。老人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老人没有失去信心,因此不应当说他是“失败了的英雄”。

那么,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老人竟是胜利的么?我确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老人总怀着无比的勇气走向莫测的大海,他的信心是不可战胜的。

正像老人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的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

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