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书摘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


前言

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决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这就是所谓的批判思维吧。首先要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去发现和理解更多的细节。其次在积累足够多的沉淀之后,一定会对事物产生一种直觉,这种直觉让你产生质疑。最后仍然要付诸努力去推演,当推演的结果与你的直觉一致,那是一种莫大的成就感。

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焦虑就是源自于计较太多的结果,强调太多的价值,而不是享受过程本身。

1978

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政治起点,中国重新打开国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在一开始,中国与世界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空中,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发展脉络,要找出两者之间的相通点竟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它们开始出现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许多年后,它们终于真正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我们对许多不同于自己的事物,或者不熟悉的事物总有本能的排斥或者拒接,但其实一旦我们愿意去熟悉,去理解他们,往往背后的逻辑也许并不矛盾,于是我们开始认可,开始接纳。

1979

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到1979年年底,全国的试点企业达到4200家。我们即将看到,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是如何被松绑、被打散、被扶持、被偏袒以及被肢解的,它们因规模的不同、行业的不同,以及际遇的不同而有着迥异的命运轨迹,而贯穿始终的则是,作为这一部分资产的拥有者——中央及各级政府——如何竭尽全力地试图保全它们、壮大它们。从改革开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开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权力的国有企业与管制了它们多年的政府之间的博弈,然后是这些企业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撑与“意外”兴起的民营公司的博弈,再到后来,跨国公司也进来“搅局”、“抢食”,于是,利益的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命题是什么?30年后,几乎所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很顺口地背诵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1959年写过的那句斩钉截铁的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而,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

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权变革也成为了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也牵动着企业的兴衰和企业家的沉浮。

1980

从中科院走出的科学家陈春先,率先在中关村办起了民营科技实体,从此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顶尖的核聚变专家,多了一个并不成功的企业家。但正是他对中关村的“中国硅谷梦”的坚持,中关村的企业才日渐发展起来。

陈春先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做了这件,也许就要放弃那一件。我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如同书的作者在前言里说的,给自己定下一个长期的目标,踏踏实实地去接近它,就会很快乐。陈春先同样做出了选择,只是对他而言这个目标并未实现,但我相信即便有遗憾,有彷徨,但在这个过程里他仍然是充实而富足的。

1981

到了1981年,改革三年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危机。尽管当时的经济形势不错,但中央的财政出现了问题:

  1. 因改革扩大了财政支出,而国企放权又造成的收入减少,使得1979年,1980年连续财政赤字
  2. 1980年商品价格上涨6%

啥是国企放权呢?

根据上年利润确定一个基数后,企业利润的超额部分不用上缴,留给企业支配,可用于给企业职工发奖金和添置、改造生产设备。此外,还有了部分人事管理权。总之,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同职工的利益挂了钩。

其实问题在于,国企的放权有限,对国企的经济推动也有限,尤其是物价仍然集中管理。而当时中央并没有选择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而是开始打击个体经济,打击“投机倒把”,因此所有的原材料和商品的销售又流回到了国企的手中。

萧山的鲁冠球作为个体经济的代表,大邱庄的禹作敏作为乡镇经济的代表都受到了当时中央政策的影响。

1982


倪嘉铭

2019年6月1日 于杭州